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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人专访“猿猴博士”张鹏:懂了猴子,才能更懂人
每年,在海南陵水县的猕猴自然保护区,都会有一位“猿猴博士”带队进行猕猴研究。他说自己大概是中国唯一一个不研究人、研究猴儿的人类学家。这个人,就是中山大学的张鹏。
频道编辑:editor01 时间:2017-04-05

“食草木,饮涧泉,采山花,觅树果;与狼虫为伴,虎豹为群,獐鹿为友,猕猿为亲;夜宿石崖之下,朝游峰洞之中。”——《西游记》

上面这段话,说的是在花果山上悠然自得的美猴王。而告别傲来国,来到海南岛,依然有一个人做着“与猕猿为亲”的事情。每年,中山大学的人类学学者张鹏都会来到海南陵水县的猕猴自然保护区,研究那里的普通猕猴(Macaca mulatta)海南亚种。 

在热带季风气候的把控之下,南湾猴岛的雨季炎热而降水丰沛。这天,张鹏刚刚接受完科学人的采访,就被雨淋了一身。奇怪的是,这“雨”势头不小,却只淋张鹏一人;雨水非但不凉,反倒带着温热……

张鹏抬头一看,哪见得着半朵乌云,只有一只猕猴蹲在枝头畅快地撒尿。“我了个去!”张鹏哀叹一声,指着“雨师”无奈惨笑。


张鹏和尿了他一身的猴子。图片来源:Calo

不过,像被猴子尿一身这种事情,人称“猿猴博士”的张鹏早已见怪不怪:他在深山中追过金丝猴,在实验室里跟黑猩猩比过记忆;他在日本猴专用的温泉里泡起过一身猴粪,也曾反过来被猴子“泡”,成为母猴子春心萌动的对象——用术语说,他可是被猴子“邀配”过的男人。 

走出人类的“房间”

当你仔细看一只猴子,观察它们的眼睛、它们的双手,一种奇特的亲切感便油然而生。它们到底与我们有多相似,又是什么让人类成为人类?张鹏试图从这些与人类最为相像的研究对象身上寻找答案。

“令我感触最深的,是我们与猿猴之间那些共同之处。”张鹏说。

人有不同的辈分、阶层,猴子也有自己的社会规则。在岛上,张鹏用几个花生向我展示了猕猴的社会等级:在一对猕猴母女面前,他扔了一个花生给猴妈妈,只见猴妈妈一手抄起花生,嘎嘣嘎嘣就给吃了。可当着猴妈妈的面朝猴女儿扔去一个花生,猴女儿却完全装作看不到,甚至躲开飞来的美食。“在它们的社会,妈妈的等级比女儿等级高。要是有俩女儿,那小女儿的等级会比大女儿高。”张鹏解释。

人类社会诞生了复杂的文化,猴子也有自己的文化现象。20世纪50年代,日本幸岛上的猴子们迎来了几个人类“土豪”,每天在海边给它们投喂红薯。虽然天降美食不吃白不吃,但红薯沾着尘土,吃起来不但费劲而且伤牙。怎么办?到了1953年,一只名叫一默(Imo)的雌性日本猴灵机一动——用海水把红薯洗洗再吃呗。这只当时才一岁半的小猴子后来将这种技巧教给了亲人和朋友,使它们吃红薯的效率大大提高。短短5年后,岛上80%的青少年猴子都学会了洗红薯。之后几十年,这种能力不断被推广和继承,现在已经成为当地日本猴独特的一种“文化传统”。2001年,研究者甚至发现,那里的猴子学会了将红薯泡在海水里来增加咸味。而比洗红薯更出名的日本猴文化,莫过于雪猴泡温泉的文化了——那始于1965年冬天,日本地狱谷的一只年轻日本猕猴跳进温泉里取暖。 

那么,感情呢?这种人类引以为豪的能力,在猴子中存不存在?面对这个问题,张鹏说了一个故事。“那是我第一次在日本猴里看到这种现象。一个小猴子刚出生大概一个月,死掉了。”张鹏说,“但它妈妈就抱着它的尸体抱着舍不得扔。”

“刚开始的时候,猴妈妈的姐姐、妹妹还帮它梳理毛发。但几天之后尸体就臭了,肚子胀开了。慢慢就只有妈妈带着它。”张鹏回忆说,“再后来,尸体腐烂掉了,就剩个皮连个脑袋。它还是每天就这样提着。我记得当时14天,每天都看到它。到第14天,手上才没东西了。”

对猴妈妈来说,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“猴群是要上山的。带着尸体,猴妈妈只能用三条腿爬,跟着猴群移动时就很蹒跚,上树也不好上。而要是一直在地面上,捕食者会去吃它。”张鹏说。

“我当时觉得好惊讶。后来我跟其他灵长类学者讨论,发现其实很多物种都有这样的行为:黑猩猩有,金丝猴有,白头叶猴有,海南这儿的猕猴也有。”张鹏说,“这不是某个个体的特点,而是整个灵长类都有的。”

怎么解释猴妈妈的行为?张鹏说:“用它们存在‘感情’可能可以更好地去解释这个现象。”他表示,尽管这种“缅怀”行为的适应意义可能不如用海水洗红薯吃那么明显。但是一样具有增强群内凝聚力的意义。


猴岛上一只名为“老红”的母猴和她刚出生一天的女儿。图片来源:Calo 

“我一直在考虑灵长类研究对人类的意义,现在终于摸索出来,那就是要回避人类中心主义。”张鹏对科学人说,人类和人类的社会不是凭空而降的,它有自己的基础,跟之前灵长类的社会进化有所关联。 

“我们常说‘人是唯一使用工具的’,‘人是唯一具有文化的’,‘人是唯一具有感情的’,诸如此类,却从来不看看动物。这就好比住在一个叫‘人类’的房间里头,隔壁是其他灵长类的房间、鸟类的房间等等,而我们从来不出人类这间房。”张鹏说,“我们一看自己的房间,哇,有桌子有灯啊!就觉得人类太特殊了,其他地方一定不会有这些东西。但作为一个灵长类学者,我得说,你要是想说什么是人类特有的,那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,应该是走出‘人类’这个房间,到隔壁的房间去,看看它们有没有‘桌子’,跟我们的有什么不一样。然后,你才可以说人类的房间是怎样怎样的。”

“我觉得,做灵长类研究对人类学的主要意义,就在于提供了一个‘他者’。”他说。

热爱的“冷门”,也值得做下去

在了解这些灵长类“他者”的路上,张鹏一走就走了15年。他原本是学生化制药出身——按他自己的说法,这专业“好找工作”。可后来,因为偶然机会到野外,张鹏对猿猴的兴趣就一发不可收。于是,他研究生考到了西北大学动物学系,跟着导师李保国研究金丝猴。 


张鹏的学生在统计猴群中的猴子数目。图片来源:Calo

“我研究生的时候,一半时间在山里头呆着。从山里出来,土土的,人家还以为我是修抽油烟机的。”张鹏说。好在,即便是改学这种“冷门”学科,张鹏的父亲也一直支持他。

然而,张鹏的研究生才读到二年级,他父亲就去世了。“2002年,我爸突发心脏病,很快就不在了。那时我在秦岭山区一个叫玉皇庙村的地方,跟着金丝猴满山跑。”张鹏回忆说,“因为我是独子,父亲去世以后,家里先得找到我。那时,我三个舅舅开着车满山找我。一个找到四川去,一个找到甘肃去,还一个舅舅走国道四处问,终于才问到了双庙乡政府,得知山里头有西北大学的人在做研究。” 

“乡到村大概13公里的土路,车进不去,我舅舅就让村民走进去找我们。当时李保国老师在村里头,而因为猴群跑得比较远,我和另一个老师还在山上。上山的路还得4个小时。李老师就让另一个村民上山找我。”张鹏说,那天他们跟了一天猴子,当时正在煮方便面呢。村民上来找他,他才急忙下山去。

“下了山,李老师问我吃饭了没。我说没来得及吃呢。李老师说,那给你加个馍。” 

徒步下到乡里,张鹏终于在凌晨一点见到了舅舅。“我舅说没事,就是家里让我回去一下。我问他啥事,他说你回去就知道了。到了家,见到人们的表情和祭奠的东西,他们才跟我说我爸去世的事情。”张鹏回忆说。

后来,张鹏考到北京大学读博,家人所在的厂张起红榜,庆祝他将成为建厂以来第一个北大博士。张鹏却开心不起来:“当时我考到北大,厂里人说‘张鹏考到博士了,可他爸爸看不见了’。这是我最痛心的地方。”

“有时候做野外,就是这个样子。有些遗憾的地方吧。但我觉得,喜欢这个吧,也就只能做这个。”说到这件往事,爱笑的张鹏少见地神色黯然,但随即又哈哈一笑,说,“哎,这个,课堂上一般讲的都是比较开心的东西哈。”

最终,众人对“北大博士”的厚望还是落了空——日本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伸来的橄榄枝,让年轻的张鹏决定出国留学。“大家也不知道京都大学是干啥的,但觉得北大嘛,肯定是最好的。”张鹏说,“那时候家里组织了五次家庭会议,不让我去。”

他在北大的导师却明白这个机会难能可贵:“苏老师说,在北大研究猴子的就她一个,但在京都大学,研究猴子的学者有一百多个,能给我提供北大提供不了的条件,让我去。”最终,张鹏下定决心,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寄了回去,几个月后,远赴日本,一留就留了八年。


2007年的张鹏。图片来源:张鹏

回顾这段历程,如今已是生态学和社会学双向博导的张鹏不无感慨。“我研究做出成绩,对周围人影响最大的一点,便是证明冷门学科也值得坚持做下去。”张鹏说,“多数家长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金融学、管理学等热门行业,一味实用主义,而忽视了孩子的兴趣和潜质。其实,坚持自己喜欢的专业做下去就好。” 

灵长类学的好东西,得带回国内来

学成归来,等着张鹏的却是一道鸿沟——2009年,他带着对灵长类学的新认识回了国,却迎来了人们的不解: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?“有老师专门端个凳子跑到我办公室来问:张老师,您是研究猴儿的吧?您看我们谁是猴儿了?为什么您到人类学系来?”张鹏说,中国的人类学接近民族学,而他大概是国内唯一一个研究生物人类学的人类学者。

“和个体老师交流的时候,一半以上的文科老师是不认进化论的,觉得那就是假说而已——但那却是我学科尊严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啊。人类学也有自己的尊严,但文理之间却不一定彼此认同。”张鹏说,“人文学科毫无疑问是要站在人的立场上去说事儿的,自然学科是站在自然的立场。”学科尊严之间的摩擦,让在猿猴江湖打滚多年的张鹏,在人的世界里感觉到了迷惘。 

“刚回来的时候,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孤独的猴子。”张鹏说。他意识到,要让人们走出“人类”的房间去了解人类,他就需要在人类学的鸿沟里,将割裂的“文”和“理”拉回一起来。

但正如会有第一只洗红薯、泡温泉的猴子来促进一种文化的诞生,也总得有这么一只“猴子”,试着在人类学领域做文理跨学科。

“最初我给人类学系的学生上课,讲到猴子有社会、有等级、有文化,同学们就使劲笑。但我不停说,把‘人类的生物性也很重要’这个含义根植到学生当中去。现在来说,大家慢慢能认可了,已经不是那么惊讶了。”张鹏说。


猴岛上,张鹏的学生在收集猕猴的数据。图片来源:Calo

现在,张鹏成立了自己的“灵长类与人类进化实验室”,“我在生科院教社会生物学,在人类学系教进化论,互补不足嘛。”张鹏说,“猴儿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载体。在生物学这边,我可以讲保护动物学,引起理科人的共鸣;给文科人讲的时候,我又可以讲人性。所以,猴子实际上是可以贯穿学科,让文理两边都认同的一个东西。”每年到海南研究猴子时,张鹏也都会带上文科和理科两边的学生。 

“这样跨学科跨得比较劈叉。有时挺折磨的,但我想坚持下去。”张鹏笑说,“毕竟我觉得,只有跨文理,视野才会宽。”

嘴不停讲课,腿不停跑研究,张鹏手中的笔也没闲着。平均每三年,他就会写出一本科学传播类书籍。“日本是世界上研究灵长类最发达的地区,一个物种有500多人研究,光是关于灵长类的书就有600多本。这种科普的力量下,我随便问一个日本的中学生,猴跟猿有啥区别?他们能简短而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——有尾无尾。”张鹏说,“想要赶超他们,首先要学习他们。”

在张鹏看来,中国人对猴子是有深厚感情的,愿意去了解它们。“但这样的感情又常常是朴素的、想当然的,包含着太多误解。”他说,拿猕猴景区做例子,每当游客看到猴子,第一件事就是问:“猴王是哪个?”然后导游就会说:“是那只,你看,多威武的雄性。” 

“可这的猕猴是母系社会啊!即便有王也一定是女王。母系社会里,女儿留下来,儿子离开。”张鹏笑说,“那些看着挺强壮的雄性,在群里最多能呆三四年就要离开,只有女儿才可以继承妈妈的领地和等级。”他认为,学者有责任让人了解正确的科学知识。每年来海南调研后,他都会把学生们的调查结果分享给猴岛,让他们将知识传达给游客。

“我应该是中国第一个在日本拿灵长类学位的人,我想把日本灵长类学里先进的东西介绍进来。”张鹏说,“这条路,应该还会很长。”


张鹏和他的学生们在猴岛。图片来源:Calo